核心提示：自李昌奎案二审改判死缓后，媒体频频关注到各地近年掀起的“死缓翻案风”。包括云南男子赛锐27刀砍死女友判死缓等事。8月4日，《广州日报》再次曝光广西桂林人梁勇杀害自己妻子并肢解水煮其尸，又被改判死缓。“翻案风”使受害者和网民愤怒，也引起了法律界人士的反思。

　　杀妻碎尸凶手因“立功”改判死缓

　　这起命案曾在桂林引起极大轰动，当地报纸长篇累牍地报道。与李昌奎案、赛锐案惊人地相似，对于案发经过，桂林中院与广西高院的叙述基本一致。1995年，梁勇与前妻离婚，并于1998年认识了成女士，两人于次年结婚。2003年2月，夫妻得一儿子，为照顾他，成女士的母亲江某与梁勇的姐姐在共同居住期间产生了矛盾，加之梁勇怀疑成女士有外遇，2006年2月，两人分居。同年6月，成女士曾提出与梁勇离婚，但因梁勇不同意，法院驳回请求。

　　2006年11月21日下午6时，两人再次发生争吵。不堪辱骂的梁勇顿起杀机，下到一楼地下室仓库拿了一把铁锤回到办公室，随后朝妻子头部连续猛击，致其当场死亡。为毁尸灭迹，梁勇回家拿来菜刀，在办公室将成某的尸体肢解，当晚用车将尸块运回住所。第二天上午，梁勇在卫生间内再次对尸块进行肢解，接着用高压锅煮烂部分尸块，并丢弃到卫生间的下水道。当天下午2时，因为下水道堵塞，尸块被周围群众发现。梁勇察觉罪行败露，即离家出走。下午4时，公安机关在桂林市区辅星路段将正在驾驶机动车的梁勇抓获归案。事后据法医报告和照片证实，警方从下水道和化粪池内打捞出的尸块共计170块。

　　由于证据确凿，2007年9月10日，桂林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，认定梁勇犯罪手段极为残忍，主观恶性和社会危害性极大，罪行极其严重，应依法从严惩处。梁勇及其辩护人提出被害人有过错、被告人梁勇有自首情节的意见，法院认为与事实不符，对辩护意见不予采纳，认定梁勇犯故意杀人罪，对其判处死刑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。

　　梁勇不服，上诉到广西高院。2008年1月16日，广西高院认定桂林中院的判罚定罪准确、量刑适当，判决程序合法，驳回上诉、维持原判。但时隔近三年之后，2010年11月15日，广西高院又作出终审判决，否定了梁勇的死刑判决，改判死刑缓期两年执行。广西高院在终审判决书中表示，梁勇在关押期间，向公安机关提供了“杨万里故意伤害犯罪”的线索，举报事实得到了警方确认，法院因此认为梁勇立功。同时，法院鉴于该案件是由家庭矛盾引发，被害人对引发本案具有一定过错，因此应对梁勇减轻处罚。

　　“杀人偿命”与“少杀、慎杀”的冲突

　　 “我怎么也想不通，这种人怎么能饶恕了？”成女士的哥哥成某始终认为，梁勇理应偿命。但在其自撰的刑事抗诉书中，他表示，若避开此案不谈，他也“不主张国家借法之名义杀人”。事实上，成某也意识到，当前“少杀、慎杀”的刑事司法理念确实与“杀人偿命”的民间传统观念产生了激烈的碰撞。

　　 “就我国目前的国情来看，对于犯罪性质极其恶劣，犯罪手段极其残忍、犯罪主观恶性极其严重的罪犯，还是应当死刑伺候。”成某说。

　　而在许多中国人的传统观念中，“杀人偿命”才是天经地义，“少杀慎杀”却是匪夷所思。药家鑫、李昌奎、赛锐三案中，对受害者家属来说，“一命抵一命”的公正判决就是最朴素的价值观念。但如今在愤怒之余，他们常常会向记者抛出一句：“某某某都不死，凭什么？”

　　在很多历史学家看来，礼教伦常的积淀，注定了如今中国向法治社会的转型之难。传统中国社会里，法律与伦理道德本就难分轩轾，而现代法治社会中，法律与道德必有明确分野。

　　 “一个已经接受两千年‘杀人偿命’伦理思想的老百姓，要认同废除死刑，这将何其之难呢？”一位在法院工作的司法人员向记者抱怨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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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详见2011年第32期《政法网络舆情》）